2014年八月，位于广州番禺的大型外资企业利得鞋厂传出搬厂消息，但工厂拖欠全厂工人多年的社保医保和公积金等，工人希望要回自己的合法权利。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利得工人成立了工人代表大会。经过长达4个月的不懈斗争，利得鞋业的工人获得了属于自己的1.2亿经济利益，整个过程即没有发生员工堵路也没有发生警民冲突，有民间维权人士称赞这是一次完美的维权行动。
那么，利得鞋业的2500名员工是如何有组织有纪律地实施了这一次长达四个半月的维权行动的呢？
4月25日，广州利得鞋业有限公司关厂安置补偿金和公积金补偿一次性打入全厂工人账户，社保补缴工作也取得突破性进展，补缴资金打入当地地税局所属账户。通过与资方半年多的艰苦博弈，利得工人顶住了各种压力，共争取到直接经济利益约1.2亿元。
历时半年、通过三次工人集体行动的利得工人维权行动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是一次中国工人向资方争取经济利益的历史性突破，也是新世纪珠三角地区工人集体行动历史上一次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胜利。可以说，这是一次工人团结力量的集中体现。利得工人通过集体谈判争取经济利益的维权经验值得劳工研究界和实践界认真总结。窃以为，利得工人集体行动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首先，利得工人熟练运用和发展了工人代表制。工人代表制是在劳动者的团结权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下，中国工人根据民法中的委托—代表原则，推选出工人自己的代表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的一种制度性尝试。工人代表制是珠三角地区工人在集体行动实践过程中的伟大创造。利得工人代表得到了绝大部分工人的书面授权，建立了工人团结基金，通过工人大会、工人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座谈会等不同的制度形式积极团结厂内工人，与资方进行斡旋和谈判，与地方政府进行周旋，有效地维护了工人的经济利益，展现了工人代表制作为工人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的制度性力量。
其次，利得工人熟练运用互联网+时代的各类自媒体（如微博、微信、朋友圈等），向全社会公开利得工人维权行动的全过程。2014年12月6日，利得工人在新浪微博开通了“利得工人”账号，定期发布“利得工人维权简报”。这些维权简报内容精炼，信息丰富；微博信息发布有条不紊，内容遣词造句颇具匠心。利得工人在定期发布维权简报的同时，积极通过微博转发、微信群转发、QQ群转发、朋友圈转发等手机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化媒体传播形式，几乎每条简报的浏览量都过万。这就让更多社会人士关注利得工人维权面临的问题和取得的进展，争取社会正义力量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体现了互联网+时代自媒体在工人集体行动中的强大力量。这不仅说明利得工人能够熟练使用新兴的自媒体，还体现了利得工人团结和组织程度是相当高的。
再次，劳工NGO、工人集体谈判专家、维权工人、劳工研究者、媒体朋友等社会力量给予利得工人最有力的支持。广州番禺打工族的工作人员一直跟踪利得工人的维权进展，并全程给予有力的指导，为利得工人团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打工族服务部工作人员曾飞洋和孟晗的家庭也因此受到不明身份人士的骚扰。然而，利得工人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保护了劳工NGO工作人员，体现了工人阶级的自主性和成熟程度。微博和微信中的劳工NGO、研究者、观察者和行动者们都积极参与转发利得工人的维权简报和微博，扩大了利得工人集体维权的社会影响。
又次，地方政府想方设法介入劳资冲突过程，试图主导劳资关系，劳资双方的自治空间受到限制。在利得工人集体维权事件中，当地基层政府作为社会治理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想方设法介入工人代表与利得公司集体谈判的整个过程，甚至试图通过行政力量来影响谈判结果，体现出基层政府在构建地方政府主导的劳动关系格局中的积极作为。值得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在劳资关系中并不一定想扮演一种中立的第三方的角色，但利得工人较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迫使地方政府尽量保持中立。
最后，出色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是工人集体行动得以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工人集体行动的成功，还需要资方和政府保持冷静和克制。一方面，工人要通过扼住资本的弱点把资本拉回到谈判桌上来，连续六天的罢工和五夜露宿厂内的护厂行动让资方看到了利得工人维护自身权益的信心、决心和力量；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要学会理性处理劳资纠纷事件，而不是动辄出动警察、协警、武警和大狼狗，用刑法的罪名抓捕工人代表，不能把劳资矛盾转化为官民矛盾，以增加劳资纠纷处理的难度。
利得鞋业员工自发的维权行动，排除了厂方和地方政府的各种干扰，充分利用现代传播媒体，发动全体工人的力量，在民间力量的协助下，最终取得全面胜利，这对于广大弱势的打工群体来说，无疑是有极强的借鉴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