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当前急需降低经济的运行成本

1998年-2008年十年间，特别是最近五年，中国经济运行成本迅速上升。能源、原材料、土地及房屋、政务、运输、人工、人民币升值、税费、资金、环保等十大核心成本全线飙升。

迅速上升的经济运行成本，严重削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即便没有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会在高成本的压力下自然下行。2008年1-7月，149家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68260.6亿元，同比增长26.8%，增幅同比提高7.3个百分点，但由于成本的快速上升，仅实现利润5024.7亿元，减少573.6亿元，降幅为10.2%。

2008年9月以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的运行成本有所下降。能源（主要是石油和煤炭）、原材料、土地及房屋、资金等四大成本显著下降，企业因较大规模减税、退税政策，税负有所减轻，税收征管的加强对此有所抵消，个人税负不变，环保成本因降低执行标准也有所降低。政务、运输、人工、人民币升值等四大成本基本未降。

人工成本无法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人、都市一般白领的工资已经低至所在地的最低生活成本。今年初，相当部分农民工返乡，并非企业倒闭，而是企业能够支付得起的千元工资已不够三口之家在当地营生。国发中心2009年2月调查，农民工月薪期望均值为2309元。据报载，2008年东莞市《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建议东莞工厂生产线工人的月薪，应介乎于1500－1800元之间，较上年“指导价”增加25%－50%。这一指导“提价”行为曾广受争议，但东莞市的加工业、餐饮业以此工资标准却很难聘足工人。成倍上涨的屋租及其他生活费用已使1800元月薪难以在东莞生存下来。

全球人力资源服务机构ECA的2009年调查显示，亚洲生活消费指数排名前30位城市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城市已占14席。其中，北京、上海从上年的全球排名第104和111位，急升至26和28位，在亚洲则名列第5位和第6位，已超过香港；深圳、广州的生活消费指数排名也超过了新加坡，在亚洲则名列第8位和第9位。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每年约以0.5个百分点上升，人工成本只会越来越高。

面对全球反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人民币汇率不可能再贬回去，人民币升值成本降不下来。2009年4月开始，国际油价再度上涨至60美元上方，国内地价重新涨至历史峰值，刚刚企稳回升的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成本压力。2009年1-5月，全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77562.9亿元，同比下降7.4%，而同期累计实现利润（4254亿元）同比下降30.3%，利润下降远快于收入，实乃成本因素所致。

日本及 “亚洲四小龙”都曾利用低成本和低汇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快速发展30年。此后，由于能源、人工、货币升值等成本迅速上升而终止了快速增长。这一“30年现象”在中国已现端倪，且中国面临的困难更大。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当年面临迅速提高的成本压力时，利用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将出口企业转移到东亚特别是中国。

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很特别，本土企业并不是出口的主体，或者说并非中国本土品牌在出口。虽然能够利用地缘和政治优势，将一些代工产品转移到越南、柬埔寨等后发国家，但分量微不足道，整体上中国难以复制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转型模式，中国的出口能力无法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因此，维持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的唯一出路在于千方百计降低中国经济运行的成本。

当前以信贷资金财政化和政府主导投资为特色的中国经济刺激计划，势将进一步推高未来中国经济运行的成本。降低经济运行成本，不能指望降低人工成本（缓行《劳动合同法》）、牺牲环境（放松土地和环境保护要求），必须要以按时间表精简政务和破除垄断为根本对策。

五年来，党政人员进一步膨胀，估计全国党政办公面积至少扩展2倍以上。维持天量的政务成本，需要在预算收入之外创造各种名目的收费。消防、质检、药检、卫生、工商、城管、政法等实力部门都有较强的“创收”动机，几乎每出台一项加强管理的新政策，都可能成为收费的良机。

政务实施手段简单，特别喜欢“一律停产”之类的“一刀切”手段。政务不规范是造成中国营商环境较差的主要原因之一。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2008年9月联合发布的《2009全球商业环境报告》显示，2007－2008年间中国整体营商便利度在181个经济体中的排名仅为第83位。现在外贸企业难以做到“出口转内销”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不适应国内的营商环境。

借危机，促改革，控制政务的规模，坚决推进大部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减少预算外收入的需求，从而消减政府机构对土地收入和各种行政收费的依赖。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带来1999年的中国政府机构大改革，国务院部委减少11个，截至2002年6月，全国公务员减少115万人。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号称“百年一遇”，中国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党政机构改革。迄今，政府仍在准备，未有实质性具体政策出台。大家甚至担心，4万亿投资计划会强化行政职能，导致政务成本进一步提高。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力也在普遍加强，寻租空间更大。2009年财政赤字为9500亿元，债务比率为2.9%，接近3%的警戒线，难再有扩大的空间。政务精简了，营商环境才有希望得到根治，相应降低灰色商务支出。

中国税种多，税率高，更存在名目繁多的收费。福布斯杂志编发的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大陆排名全球税负痛苦指数第二。

据报道，中国个人所得税率（5-45%），高于美国、英国等老牌发达国家，高于巴西（7.5-27.5%）、印度（10-30%）和俄罗斯（13%）等“金砖四国”，高于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也高于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越南（5-35%）。中国增值税率（17.0%），高于日本（5.0%）、澳大利亚（10.0%）、新西兰（12.5%）、新加坡（5.0%）、菲律宾（10.0%）、泰国（7.0%）、印度尼西亚（10.0%）、韩国（10.0%）、越南（10.0%）和台湾（5.0%）等国家和地区。

不仅个人税负沉重，还要强制缴纳住房、养老、医疗等各类个人基金，两者合计一般要占职工收入的30-40%。这些基金的管理同样低效。全国建立了数千家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支付了巨额的运营和人事成本（迄今未向社会公开），事实上完全可以由商业银行代理。实践中，其贷款的发放和管理工作也一直由银行代做。现行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利率（3.83%）仅比银行优惠房贷利率（4.05%）低0.22个百分点，并且申请程序复杂，限额很低，不能跨地域划转，以至于现在全国住房公积金结余2万多亿元。

目前，北京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限额为60万元，能购买的住房面积不足50平方米，已失去意义。全国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需要尽早撤销。2003年-2007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含税收收入、纳入一般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从32605亿元增长到77608亿元，占GDP比例从24%上升到约30%，已接近美国34%左右的比例。

香港特区政府在2008－2009年度财政预算案中，实施包括一次性宽减2007－2008年度75%的薪俸税、提高免税额、一次性资助每户家庭1800港元电费、向高龄长者发放3000港元额外津贴、向领取综合援助金人士多发一个月生活费等多项“藏富于民、分享成果”的措施，金额高达400亿港元，占其2007年综合盈余（1156亿港元）的1/3。2009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美国对个人退税总额预计为1000亿美元，新加坡等多国政府则直接给全体老百姓发钱。

2009年各项税改和减税，约能减轻企业税负6000亿元。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综合退税率为11.8%，现在连续6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已接近全额退税率15.3%。出口退税手段太直接，也容易被贸易对手借机削价，不宜继续扩大。尽快减免个人所得税，提高起征点，2007年全国个人所得税 3185亿元，工资薪金所得税（1749亿）占比超过50%。现已取消100项行政收费，仍大有空间。

开征物业税以降低房价、提高城市车辆运行和停置收费以减缓环境和交通压力之类的说法纯粹是痴人说梦，政府切不可再借助一些似是而非的谬论开征新的税费。最近提高烟草和白酒消费税倒是纾解目前财政困难的较好方法。为根治对中小企业的滥收费，应效仿在农村控制对农民收费的做法，给餐饮等中小企业发一张收费卡，登记各种收费明细，超过核定的收费总额部分中小企业可以此申请抵税。

中国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就业保障 支出 7370亿元，占财政支出14.9%，占GDP仅为3%。美国2007年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支出 15000亿美元，占联邦政府支出的61%，占GDP的11.5%。巴西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11.7%。中国需要进一步大幅度提高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费用，以减低生活成本进而降低人工成本。

现在政府承诺三年投入8500亿元用于医疗改革，9000亿元（不全是财政资金）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这会有效地降低人工成本。美国奥巴马政府800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中，大量投资用于改善校园设施、医院设施、提高上网速度，旨在培养长久的国家竞争力。

运输成本高昂严重阻碍了中国的产业地区转移。英特尔、阿尔卡特关闭上海工厂，转移至成都，用地成本降低了，但运输成本则直线上升。加工贸易是两头在外，需要支付双倍的运输成本。外销的海运成本低，现在做内销市场，物流成本大幅度上升。中国物流成本占GDP比接近20%，比发达国家10%的平均占比高一倍。全世界14万公理收费公路，有10万公里在中国，占世界的70%。财政无钱修路，贷款修路，收费还贷。

据报道，全国每年公路载货汽车罚款就达800亿。现在各地正依靠贷款大建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势必进一步提高运输成本。其实中国缺的是免费公路和低成本铁路。动用财政资金收购全国的干线高速公路，免费使用，比新建高速公路对经济的意义大得多。长期以来，铁路运输需求的满足率不足21%，铁路运输吨成本低于公路运输130元，兴建低成本货运铁路，同时辅以铁路商业化改革，能够较大地降低运输成本。

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前提是实行透明财政。透明财政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要求，中国刚刚起步。最近美国参众两院拟在网上公布开支明细，值得学习，中国暂时或许还不完全具备公布行政官员个人财产的条件，但网上公布机构收支是完全有条件的。其实，好多年前中国农村村一级组织就做到了政务收支张榜公示，城市更有条件如此。

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削减成本。基础设施质量堪忧，建筑物质量事件屡成公众话题，路面开裂、坑槽、沉陷现象比较多见。最简单的接受公众监督方法是在公共建筑物上书一告示，列明何人何组织决策修建、何人何组织设计施工建造，造价几何，预计使用年限，何人何组织管理及维护职责。

二是恰当规划，不超前、超标准建设，减少功能闲置成本。笔者窗下的西单某广场，这几年就没有消停过，奥运会前刚大修过，现在又在大规模翻修，徒耗纳税人钱财。凯恩斯说先挖条河再填起来能够反危机，是个笑话，问题是钱由谁出。

三是减少贷款，争取债权转股权，多吸收资本投资，降低财务费用。2009年，全国基础设施建设火热进行中，银行中长期贷款中有一半投向基础设施领域，余额超过8万亿元，仅年利息就达4248亿元，政府将不得不以新增收费来还贷，未来使用中国基础设施的成本会进一步提高。

一是破除移动通讯领域垄断，降低电信成本。双向收费、手机漫游费需要立即叫停，按日计费也应立即实施。2005年中国移动年漫游费收入大约为490亿元人民币。据报载，手机漫游的过程不过是由网络传送几个由计算机自动生成的、比普通电子邮件还简单的数据包，其成本几乎为零。美国、欧洲、日本等国，都没有收取移动通讯漫游费。中国境内拨打国际长途电话要支付比其他国家高数倍的成本。电信企业在同一个城市铺设多条通讯光缆，同一个地点兴建多座基站，再多的营业收入也被滥支成本所损耗。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成为全球财富500强中的电信企业利润大户，成本则由全体境内用户承担。垄断企业的高利润虽在个体上为财政带来较多的纳税，但派生的外部成本则会更多地消减政府税入，政府实际上得不偿失。

二是破除石油石化行业垄断，降低石油天然气成本。据中国能源网专家测算，目前北京油价每升6.37元（除税后4.08元），美国新泽西州每升4.56元（除税后3.64元），英国每升12.2元（除税后3.294元），日本每升7.5元（除税后3.4元），中国石油公司拿到的每升油销售收入最高。

三是破除电网垄断，推广大用户直购电，降低用电成本。

四是破除城市供水供热等公用行业垄断，提高公用事业效率，降低公用事业成本。招商局集团秦晓先生说得好，政府的职能本应当是提供公共产品，以及行使宏观调控和调整经济周期波动等职能，而非控制资源，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国有企业应当被逐渐社会化。破除垄断，所议多年，应有一个时间表。

人民币贷款利率仍有27-54个基点的下调空间，降低利息成本。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并择机适当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