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包装地带

2015年1月的一个寒风凌冽夜晚，在中国的经济大都市上海，一位日本男子出现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去哪儿都行，我想买一张国际线路的机票”，男子露出一副走投无路的表情，售票柜台的女工作人员为他安排了一张飞往日本的机票。

“钱到账之前不会放你走”，就在几小时之前，这位日本男子在上海市郊外的日资缝纫工厂被几位中国客户挡住去路。

该工厂进驻上海已有20年，最鼎盛时期拥有200名员工，面向日本的大型服装企业供应服装。过去该工厂利用廉价劳动力实现了盈利，不过最近几年业绩迅速恶化。最终沦落到欠客户钱款的地步。

该缝纫工厂的日本的总部也无力拿出资金。虽然男子当着调解人向客户道歉，请求延长还款期限，但其仍明显处于不利形势。“要想活着回去也许只有跑路了”，知情者如此道。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已经约40年。由于看好中国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日本企业从1980年代开始陆续进驻中国。如今在华日企超过了2万家，虽然不时地受到政治风险的冲击，但这些企业却仍不断在华增加业务网点。

然而，眼下的中国已经难以像过去一样保持高速增长势头。就连最近几年迅速在全球扩大知名度的中国智能手机厂商小米的增长也踩下了刹车。

在4月底一个周一的早晨，日资电子零部件厂商在北京的办公室与东京连线召开电视会议。中国营业人员的报告让日方高管目瞪口呆。原因是小米方面2015年以来第2次要求延期供应零部件。“小米的智能手机卖不动了”，公司的日方高管沮丧。

在经济减速的影响逐渐扩大的状况下，5年来以2倍速度上涨的人工费也对企业构成沉重负担。而对于日本企业来说，日元贬值也是一股逆风。

企业将从中国市场“撤退”也作为现实的选项之一。据日本经济产业省2014年7月实施的“企业事业活动基本调查”，2013年度从中国撤退的日资企业当地法人数为205家，比上一年度增加了17家。帮助企业推进业务重组的律师贾维恒（44岁）表示，受经济减速影响，企业在中国当地业务网点的过剩感出现增强。预计今后撤退案件将继续增多。

5月30日，进入雨季的广东广州市的天空被乌云笼罩。在日本西铁城控股2月关闭的手表零部件工厂，貌似是为了抹去发生在4个月前的事件的记忆，叉车正将工厂的设备和原料搬离。

“明天将对工厂进行清算”，在临近2015年春节长假前的2月5日，期待回老家的西铁城广州工厂员工的表情为之一变。一千名员工同时接到了解雇通知。

“为什么在解雇的前一天才通知我们！”

似乎是想尽快压制住员工的不满，西铁城逼迫员工与公司解除雇用合同。“不签字的话，你们的处境将变得非常难堪”。当天深夜，300名员工接到了来自未曾谋面男性的电话，威胁其尽快签字。

“日本老板真可恶！”在关闭的工厂进行善后处理工作的总务负责人刘俊颖先生（化名，40岁）情绪激动说：“我们被用完抛弃了”。在工厂勤勤恳恳工作了19年的他也突然接到了解雇通知。

在撤退工作完成的1个月后工厂被完全关闭。“我的孩子还在上中学，负担很重，可已经40多岁的我再要重新找工作可没那么容易”，刘俊颖的眼眶湿润了。

在沿海城市的工厂聚集区，甚至出现了帮助陷入困境的企业解雇员工的“专业户”。

“我们购买了这家公司的资产。今后我们说了算”，“专业户”从撤退企业方面以100美元左右的超低价格收购工厂和设备等的机械，帮助企业解决当地政府方面复杂的手续，再通过手续费和出售资产获取暴利。

“即使花钱也想赶快处理掉高速增长时代留下的遗产”，这些“专业户”似乎也看透了企业的心思，在背后寻找谋利的良机。

“完全没有干劲儿……”，在中国东北的辽宁省大连市，一家日资大型电子企业工厂的40多岁女员工李梅（化名）如此说。

李梅十多年前进入这家工厂，一直坚持每日勤奋地工作。她认为细致且专注于产品制造的日本企业也很适合自己。然而最近，她却无心工作。起因是附近的东芝旗下大连工厂在2013年底发生的罢工。

“应拿出更多补偿金”，在武警注视之下，约900名员工高声呼喊。东芝大连工厂自1997年开始生产电视，但东芝方面以亏损为由决定关闭该厂。失去工作的员工向经营方提出抗议，要求尽可能多地获得相当于遣散费的补偿金。东芝不得已接受了要求。而在如今的李梅看来，当时发生的事情已变得不再事不关己。

大连如今被推上了经济衰退的风口浪尖。大连所在的辽宁省2015年1～3月地区生产总值（GDP）仅比上年同期增长1.9％。远远低于中国设定为2015年目标的7％左右的增长率，处在全国最低水平。大连聚集着近2000家日资企业。李梅所在的工厂也处在随时都可能被关闭的状态。因此，与工作相比，李梅眼下最更关心的是怎样才能获得更多的补偿金，她说：“现在只是在想能拿到多少钱补偿。”

2015年3月5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上午10点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报告提出“（中国将）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然而就在差不多时候，广东省东莞的工业园区发生了5000人规模的大罢工。

“把拖欠的工资给我们”，生产耐克等一流品牌鞋的台资工厂的员工异口同声地喊道。第二天，罢工活动还陆续扩大到了周边的其他工厂。举手示威的员工达到了数万人。

“已经累了”，过去5年里，东莞有100家以上的日企撤走，而这些企业的日籍高管留下的都是类似这样的话。由于出口竞争力的下滑，“世界工厂”正陷入困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日资企业的高管苦恼：“现在，我们在中国究竟怎么做才好？”

不过，中国的员工对日籍高管等的苦恼并不同情。在大型日本家电企业旗下工厂长期担任工会负责人的中国籍员工有些焦躁的表示，“既然这么想离开中国，那就尽快离开好了。我们不会再让这样的外企在中国开展业务。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