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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财政收入捉襟见肘的时候，安倍内阁提出了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目标：把税率打压到20%台阶上。这么说中国读者会以为税率降到20%，但应该翻译成把税率压低到30%以下。

“2016年把法人税实际纳税的税率，从目前的32.11%降低到29.97%，让税率在30%以下，这是安倍内阁下的死令。”财务省的一位官员对笔者说。以30%为界，税率在30%以上还是以下，企业的感觉大不一样。

虽然降幅只有2%多一些，但企业少交2%的税，能够用于设备更新的资金就更多了，最终让交给国家去办福利等的钱，变成了企业创造新价值的设备投资费用，所得出的结果自然大不一样。

应该说这个程度的减税让日本企业感受到了相当大的利好。《日经》搜肠刮肚在中国找到了几个将工厂搬到东南亚，搬回日本的孤例，要佐证中国制造已经前景黯淡，但那些在过去的3年不是日企潮流，但这个程度的减税将在2016年有更为明显的表现：日企更加减少对华投资，加大回流日本的力度。

安倍3年前上台时，日元与美元的比率大致为80∶1，现在最低的时候在124∶1。最近日元略有上升，但日元/美元也就维持在120日元以下的低水平上。安倍在职的3年时间，日元总的来说贬值了大约36%。维持较低的汇率，在今后一两年该是一个不会出现大变化的趋势。

“通过节能、优化劳动效率等改善手段，我们一年里能降低1%的成本已经很不错了，但汇率的变化能带来10%以上的生产成本的变动。”在无锡管理一家日企工厂的老板对笔者说。3年时间，日本汇率的变化，让这家提供原材料给日本母公司的企业，如今在经营上已经倍感艰难。

横跨中日两国，同样管理企业，日企的老板们在企业社会环境上，开始感受不到中国条件有多么优越了。即便不考虑汇率的变化，看看工人工资的涨幅、水电、社会保险等各方面的费用，中国占优势的不是很多。

这几年按《北京统计年鉴》给出的数字，北京名义工资的涨幅分别是：2011年15.5%、2012年12.5%、2013年10.2%，两位数的增长一直在持续，最新统计还没有出来，2014年也该是在两位数，2015年情况才开始有些稳定。

日本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东京都统计局对工资有个比较详细的统计，他们的数字是：2012年减0.3%、2013年增1.1%、2014年增0.5%。这些年日本增加了消费税税率，5%变成了8%。应该说日本人的收入在减少。在可预见的范围内，日本加薪的几率较小，即使加薪也不会比消费税的增加速度快。

和日企老板们谈经营时，我们会谈到中国企业运营成本让人头疼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这两年大城市的社会基础设施费用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了其他国家。笔者手头有一组数字，在电力上，工业用电一度电的价格，北京（0.14美元）比东京（0.12美元）略高，和纽约（0.0219美元）比高得令人咂舌。工业用水，每吨价格北京（1.3美元）更是大大地超过了东京（0.2美元）。

北京土地价格的暴涨，几乎让制造型企业难以找到一块经济性好的用地。在北京租一间办公室每平米每月要支出109美元，纽约是59美元，东京只有33美元。

中国生产成本在上升，这方面北京可能会比欧洲不少城市要高，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东京，但笔者依然认为《日经》期待的中日劳动力成本“逆转”，短期不用讨论，5年到10年内还难以实现。

日本的问题是，媒体可以期待日本劳动力成本出现较高的竞争优势，但实际上日本解决不了劳动力在数量上的保障。生育率维持在较低的比率，人口不断减少。欧洲美国通过接收海外移民，保证了人口数量上的增加，日本今后不会接受难民，在移民问题上也会坚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劳动力数量的绝对不足，最后让劳动力成本优势难以发挥。

生产本身的机械化、自动化，一定程度能解决劳动力人口不足，工资上升过快的问题，但这也带来了投资的增加。这需要企业将相关的工厂建设到距离市场最近的地方去。人们可预见的是，今后日本市场会进一步缩小。决定在一个不断缩小的市场里进行设备投资，如何说服股东、投资人同意？这个问题恐怕不是用劳动力成本优势能够解释的。安倍内阁这3年在降低税率、压低汇率方面做出的努力空前绝后，但从2015年12月8日日本政府公布的各种数据看，与去年同期比，设备投资仅仅是从4~6月的减1.3%，转为7~9月增加0.6%。

“手头的钱怎么用？”到日本采访，各家大公司负责财务的高管们都在挠头。股票市场的效益很好，国外收入兑换成日元后，尽管在国外的效益与去年持平，但日元的贬值让日本国内企业手里多出了两位数的日元。企业手头的钱很多，但就是不见企业大规模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