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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最近一篇报告指出，根据税务数据，中国只有2800万人的收入达到有资格缴纳个人所得。中国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是3500元/月（42000元/年，约合6700美元/年），这就意味着，13.6亿中国人，大约只有2800万人的正式工资高于3500元/月，仅占总人口的2%！
当然，高盛也承认，2800万人的数据低估了中国人的实际收入水平。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有5000万户家庭户均收入超过9000美元/年（约合56000元/年）。另据高盛测算，在中国月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约合6200元/月）即属于城市中产阶级，全部劳动人口中约有1.5亿人可归类于此，而公务员和国企员工就占了其中的50%。这意味着，中国一半的中产阶级是从政府那儿领得的工资。
值得一提的是，在刨去各种灰色和腐败收入后，中国实际缴纳个税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微乎其微。而国家统计局所称的5000万家庭收入超过9000美元/年，其中包含大量从政府那儿领工资的公务员。因为中国公务员编制是无需缴纳个税，所以，中国大陆城市的中产阶级要远比高盛统计数据要多出不少。
面对中国经济增长乏力，PPI、PMI等数据长期低迷、各类社会问题日益突出。专家们表示：过去那种依靠投资、出口来拉动经济高增长的旧模式已经结束，中国经济应该由民间消费来启动，而中国贫富差距如此巨大，使绝大数人的收入并不高。所以，只有加工资才能拯救中国经济，因为加工资后，中国潜在的消费力才能得到发挥。在学界看来，唯有加工资才能救民生、救社会、救中国人。
其一，加工资能解决社会道德问题。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根源还是绝大多数人的收入低。绝大多数人的收入高了，有多少人还去抢劫、偷盗、欺骗、没有良心的赚钱？比如黑心的食品、黑心的污染、无所不在的黑心欺诈。
贫生贱，所以有“贫贱”；富生贵，所以有“富贵”。一个社会的道德严重出问题了，肯定是绝大多数人都是贫贱的。要问现在中国人的道德哪里去了，就要问中国绝大多数人的钱哪里去了？试想想，如果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严峻生存压力，会有那么多人出卖良心吗？
其二，工资高一些，简单看起来是增加企业压力或增加失业。但是，事实是更有可能相反的，因为绝大多数人的工资收入高了，消费更具活力，且层次提高了，企业才能卖出更多的产品和利润，企业才能招收更多高层次的员工，而高层次的员工是企业产业升级的动力，这样，高工资的整体效果就是企业好、老板好、员工好、国家好！
另据报道，全世界每小时人均工资全世界第一名是德国，约30美金；第二名美国，约22美金；中国5美金一小时，位列全世界最后一名。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工作时间一年竟高达2200个小时，全球排名第一；而美国只有1610小时，日本是1758小时，荷兰只有1389小时（人口密度是中国的三四倍），为全球最低。中国的企业确实有给职工加工资的空间。
其三，加工资才能提高民众的生育率，拯救中华民族的未来。据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目前中国总和生育率仅有1.2左右，也就是说中国下一代只有上一代的55%，这意味着未来中国人口每过一代将减少45%，中华民族将迅速沦落为一个又老又小的濒危弱小民族！
另据上海市妇联近日的报告，已婚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很低：在45岁以下的已婚女性中，半数以上（54.2%）的人明确表示“一个就够了，不想要两个”，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仅为15.1%。实际上，由于工作、不育、生活压力等各方面原因，实际生育率只能更低！
报告指出，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是女性不愿生育二孩的首要原因（58.2%），中低收入女性首肯经济压力大的比重更高（达80%以上）；排第二位的原因是无人照看孩子（29.5%），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女性因孩子照看问题而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重最高，达41.2%。所以，加工资能鼓励生育，改善当前超低生育率，拯救中华民族的未来。
事实上，中国的居民消费仅占GDP的35%，仅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的确有潜力可挖掘。中国所面临的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就业压力大，不得已则更加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而产业升级乏力、民生艰难，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太低了！笔者并不反对在经济下行的趋势下加工资，但有几点看法必须表达。
首先，GDP蛋糕就这么大，居民要加工资，就必须要让其他部门让利。所以收入要进行重新分配才行。根据国际基金组织统计，2012年印度人均GDP仅1592美元，中国6094美元，中国是印度的4倍；但印度人均月工资65112卢比，约合人民币6650元，中国2011年人均年工资23979元人民币，月均2000元不到，印度是中国的3倍多。在中国，政府拿大头、企业拿中段，如果政府在切GDP蛋糕时不向民间倾斜，那喊加工资就基本是做梦。
此外，一些城市每年调高最低工资标准，这使得生产制造企业叫苦不迭。我们并不反对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是政府也要给企业适当的减税降费，同时降低用工单位的融资成本，总之营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因为只有企业好了，才能给职工年年加薪，如果企业陷入困境，那加工资只能是一句不切实际的口号。
再者，加工资意在调节社会贫富差距，有必要给中低收入职工加工资，并非全民加工资。在世界范围内，高管和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最大的是中国，中国企业的高管和低层员工的收入差距有12.7倍。相比之下，在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美国，高管和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也只有4倍。所以企业高管工资应该与业绩挂钩，而低层员工收入有必要相应提升。
同时，我们要在个税上做出相应的调整，一方面将税基上浮，体现收入越多承担纳税义务越多的宗旨，这样个税才能起到二次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另一方面将能够合理避税的富裕群体也纳入缴纳个税的范围内，这样才能使个税不致于沦为是工薪税。
最后，从表面上看，中国CPI低于2%，但业内的算法是M2减去GDP，我们可以算出，中国每年的隐性通胀率在6%以上。很多效益不错的企业每年都会给职工加工资，这完全是为了对抗潜在的通货膨胀。
但对于职工来说，在隐性通胀高企的情况下，就算加了工资，其实际购买力也没有提高多少，只能是加工资略胜于不加。所以作为政府部门应该出手控制通胀率，而不是通过货币超发的方式来拉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只能给经济带来的是灾难。
时值年初，很多专家喊出了给居民加工资，来拉动消费，振兴经济的口号。笔者表示赞同，但是如何调整GDP蛋糕比重，这是需要各方做出让利举动。同时，加工资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调节贫富差距，并非要全民加工资。当然，给居民加工资，但总体的购买力不能下降，所以居民所加工资的不仅要有所增加，还要力争跑赢当前隐形通胀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