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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经验表明，国家是可以从当前的困境中奋起的。由于重大改革进程只完成了一半，中国还有巨大的潜力去实现基于效率和生产率提升的稳定增长，而不仅仅是依赖消费。一旦关键的扭曲因素得到消除，同时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本和人才——得到更有效地分配，中国就能继续向高收入水平进军。

对中国的悲观情绪在最近几个月四处涌动，而对“中国崩溃”的忧虑自今年年初以来已经通过各大股市冲击了全球各国。看似几乎每个人都在做空中国。

人们很显然有足够的理由去忧虑：GDP增长大幅放缓；企业负债率创下历史新高；货币汇率下滑；股票市场极为动荡；同时资本正以惊人的速度流出国门。而问题是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以及中国是否能在一切为时已晚之前解决这个问题。

流行（也是官方）的观点认为，中国正在向GDP增长放缓的“新常态”转变，转而由国内消费而非出口来支撑整个经济。和往常一样，有一系列经济研究成果来证明这一概念的正确性。但这种解释，虽然唾手可得，却只能提供虚假的安慰。

中国的问题并非在于其“正在转型”，而是国家部门正在扼杀私营部门。国有企业享有的廉价土地，廉价资本以及优待政策削弱了私营企业的竞争力，因为后者面临高额的借贷成本，往往需要依靠亲朋好友实现融资。其后果是许多民营企业已经脱离了自身的核心业务，转而投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投机。

中国家庭也遭到了挤压。在短短15年间，家庭收入与GDP的比率从70%下降到了60%。除非中国家庭都能从经济增长带来的获益中取得自己应得的份额，否则很难想象如何能发起一股消费热潮。很显然，中国必须采取大胆的措施来释放私营部门的活力并刺激居民消费。

中国过去已经证明了自身拥有消除重大扭曲从而促进增长和吸收多余债务的能力。在1980年代后期，GDP增长的下跌（年人均增长率在1989年达到2%的低点），不良贷款总额的上升催生了对中国经济崩溃的预期。但崩溃并未发生。相反，中国政府推出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各行业的大规模私有化，取消价格管制和废除保护主义政策和法规。

随着国家的农业就业份额从1990年代中期的30%下降到2007年的13%，私营部门的年均生产率有所增长，而国有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更快。这种生产率的增长贡献了约三分之一的中国GDP增长量——后者的增速也加速至两位数。在此期间。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堪称另一个大胆的迈进——也是实现这一成功的主要因素。

然而这一回，中国政府所面对的任务在各种政治及社会约束因素的影响下变得复杂了。当前中国所需的经济改革需要政治改革作为前提；但这些改革又被可能引发相关社会后果的担忧所阻碍。如果中国要避免经济衰退，就必须彻底改革其治理体系——以及背后支撑这一体系的理念——同时也不能触发过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对此的好消息是，中国在这方面有良好的记录。毕竟使中国实现了35年经济繁荣的原因就是根本性的思想转变。这种转变强调经济发展高于一切，而那些经济增长的领头羊则受到保护、推崇，甚至在必要时，得到赦免。

如今正需要一个类似的意识形态转变，只是这一次的重点必须放在体制发展方面。可持续的长期增长——基于效率的提升，生产率提高和创新——只能在一个有效的制度框架实现，这需要在政治和监管体系上实现根本性的变革。只有克服既得利益，建设更加高效的官僚机构，并通过法治牢牢束缚，才能使中国所需的改革得以推进。

让事态更为复杂的是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城市和农村人口之间，产业之间，以及私营和国有部门之间。群众抗议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阻碍了政府当前实施变革的决心。但只要各方能协调一致，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更多的人得以分享更大的一份经济蛋糕，还有更透明的治理和更强大的社会安全网，中国政府就能会强化其合法性和可信度。这反过来将强化当局确保稳定的能力。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经验表明，国家是可以从当前的困境中奋起的。由于重大改革进程只完成了一半，中国还有巨大的潜力去实现基于效率和生产率提升的稳定增长，而不仅仅是依赖消费。一旦关键的扭曲因素得到消除，同时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本和人才——得到更有效地分配，中国就能继续向高收入水平进军。

中国政府可能会在初始阶段面临困难；毕竟最难的事情莫过于对自己动刀，而实现对症下药则更难。但是如果经济恶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也就不得不采取行动。在西方，好年景可能是危机的温床；而在中国，危机恰巧是良好局面的开端。

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作者金刻羽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