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包装地带
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地缘相近、文化相似，是中国周边外交和对外经贸合作的优先方向。凭借开放的投资环境、宽松的投资政策以及相对低廉的人力成本，东南亚国家一向是中国企业投资的重点目的地，据调查，有六成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首选东南亚。
2015年底，东盟共同体成立，更为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带来了“黄金机遇”。东南亚国家也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由之路，中国和东盟共同体设立了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1万亿美元的目标。未来数年，东南亚将继续成为吸引中国投资的热土。
2016年，在投资东南亚之前，中国企业需要先做哪些准备?要重点关注哪些方面?
刚刚过去的2015年，国际形势不算平稳，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东乱局愈演愈烈，欧盟深受难民危机困扰，东南亚地区相对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形势。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翟崑将其总结为“稳中求变、变中维稳”，其具体表现为：国内政治和社会发展相对稳定;经济增长相对平稳但低于预期;国防开支大幅增加，防务合作加强;外交灵活实际;东盟共同体年底建成。
翟崑认为，整体而言，2016年东南亚的安全形势要相对弱于2015年——东南亚投资风险的空间覆盖面会比较高，大国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更加激烈，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有所上升，复合性风险的危害程度在加深，风险涉及的利益相关方也会大大增加。
东南亚近年来经济增长迅速，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形势下，东盟2015年经济增长率约在4.4%以上，预计在2016年将达到4.9%。
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年经济增长评估报告中显示，2016年东盟国家中，柬埔寨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为6.9%，印度尼西亚为5.3%，老挝为7%，马来西亚为4.5%，菲律宾为6.4%，泰国为2%，越南为6.6%，预计缅甸经济增长率最高，为7.8%。东盟共同体成立之后，其内部贸易增长率将更高。
从低成本的制造业到交通通讯、水电、基础设施、生物科技甚至一些高科技领域，东盟都非常有竞争力。
产能合作将成为中国-东盟合作的重点领域，这从近期中国政府高层领导人的谈话中可见端倪。
2015年11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八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就中国-东盟合作提出六大方面建议，其中着重提到了探索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预示着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的大幕正在拉开。中国和东盟产业合作互补性强、发展潜力大，加强产业合作符合双方企业的需求，有利于双方经济关系的深入发展。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褚浩说，在进行产能合作时，也要看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被对方所接受，是不是符合当地的发展，不能将我们特别落后或者淘汰的东西拿给别人。
海外投资不仅是纯粹的商业行为，而是政治、外交、社会和商业的复杂结合。在东南亚地区，中资企业面临的非商业风险上升，尤其是缅甸、柬埔寨等国。
中资企业在缅甸投资的密松水电站被搁置，凸显了对非商业风险评估和应对的不足。在基础设施领域、能源领域的投资，尤其要加强对所在国政治稳定性、政府治理能力、执行效率、地缘政治竞争、非政府组织意见等的研究和评判。
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前期调研工作要充分、结合实际。除了评估资金、技术、市场需求，也需了解投资所在地的法规、历史、人文环境、项目所在地各级政府部门历史上处理外商投资纠纷的行为习惯等。
褚浩介绍，中国和菲律宾波折不断的北方铁路项目，其中一个失误就出在前期调研上。这条铁路2004年签约，项目资金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贷款，总额有五亿美元。然而，在开始施工之后，中方施工单位才发现该铁路的单位报价太低，要大幅提升——因为中菲两国的土质不同，菲律宾是建设成本更高的软土路基，而中方报价时并未考虑到这一点。
部分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和法律体制尚待完善。因此，中资企业除获取来自政府的政治和法律许可外，还需重视获取投资地普通民众、媒体的“社会许可”。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期待和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外国企业进入和发展的“社会许可证”，对投资和运营的长期影响巨大。
缅甸密松水电站被搁置后，中电投(现为国家电投)开始意识到“社会认可”的重要性，并做了大量工作来弥补。获取“社会认可”的工作，如果能够在项目初期就开展，会事半功倍。
如何与非政府组织打交道是“走出去”的中资企业要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由于缺乏国内的应对经验，中资企业在国外也往往无从下手。
东南亚国家的非政府组织非常发达，因为深植草根，常常会影响民意。此外，非政府组织也掌握有媒体方面的资源，其活动和立场常常对中企在海外项目进展起到重大影响，比较典型的是缅甸的密松项目。
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蒋姮认为，和非政府组织的交往，要注重寻找双方利益的契合点，建立合作关系，实现利益共享。
中资企业与当地政府交往要做到“合规经营”。借鉴跨国公司成熟经验，推动在中国“走出去”企业中建立“合规”内控机制，树立负责任的海外经营形象，确保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