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包装地带400余家上市民企与国企共享一带一路红利
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战略覆盖着沿线国家30多亿人口，吸引着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上万亿的资金跃跃欲试。该战略实施三年以来成绩斐然，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达到20万亿元人民币，一批批重大项目落地生根，一个个企业搭上出海的班列，这一场盛宴吸引着万千企业抢食红利。
然而，目前在国际上大展拳脚的多是实力雄厚的国企，民企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稍显弱势。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多数是自发、零散地“走出去”，在现实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民企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发挥自身的优势，如何克服短板，是能否成功走出去的关键。
在国新办5月8日举行的中央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共建情况发布会上，国资委主任肖亚庆表示，三年多来共47家央企参与、参股或者投资，或者和沿线国家的企业合作共建了1676个项目。这些年央企“走出去”年均投资增长15%，年均销售收入增长4.5%。毫无疑问，央企是目前“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
与此同时，民企也不甘示弱，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建设中。据上证报统计，2014年至2016年，沪深两市共有953家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提及“一带一路”合计1652次，其中民营企业416家，占比43.65%，几乎与国企平分秋色。
对于民企来说，响应国家的号召，参与“一带一路”有助于企业实现转型升级。企业可以借机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和经营范围，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工成本低、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对于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有着不小的作用。
民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存在融资难等三大难点
尽管如此，在一带一路的现实合作项目中，民企遭遇的难题比国企要多得多。
首先，民营企业拓展海外业务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许多民营企业在国内融资的成本较高、审批的手续复杂时间长，融资的额度也比较有限，在一些项目竞争时不具备资金优势。部分需要增资的项目也可能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出现中断，影响施工进度。以光伏行业为例，大部分国内银行把光伏贷款划分到受限制区域，贷款较难，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也就步履蹒跚。
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多方面着手，企业自身应提高敏感性，多熟悉国家的金融支持政策，同时需要拓宽各类融资渠道，避免过于依赖一种融资模式。政府层面，通过金砖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为“走出去”企业融资提供重要平台，综合利用股权、债权、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投融资组合，为企业融资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其次，人才问题制约着民企海外扩张的步伐。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语言、文化环境各有不同，对于一般民企而言缺少相关既懂业务、又熟悉当地环境的人才，即便是在国内有一套成熟的管理模式，到了这些地区也未必奏效。因此培养、吸纳具有全球视野的人才，是民企进军这些地区的重要前提。另外，这些国家也有不少华侨或者留学生，他们熟悉相关国家国情，沟通方面障碍少。例如一位浙商创立的建筑企业进军柬埔寨业务时，就在当地雇佣900多人，企业里的中方人员仅23名。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另外，民企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成为制约其稳定发展的短板。不少民企在境外风险意识不足，组织化程度低，在东道国可能面临自然灾害风险、政治军事事件引发的营商环境变化风险、税收政策和汇率风险等。
4月10日发布的《对外投资与风险蓝皮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家风险报告（2017）》称，在当前环境灾害频发和环保理念盛行的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因东道国的环保措施而遭遇经营风险。部分中国企业环保责任和意识薄弱，未将环境风险纳入企业管理和风险评估体系，导致企业在投资决策、成本收益核算、实施属地化战略等多个环节均缺少环境风险评估。而且一旦发生环境事故，一些中国企业也不具备应对机制和能力。因此企业必须提高对东道国国家风险研判能力，及时防范、应对风险。海外投资保险机制也有待完善，为民企对外投资提供担保。
民企掘金一带一路主要有四种“套路”
尽管困难重重，但毕竟“一带一路”充满着无限商机，民企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对企业和国家来说是双赢之举。
从企业的角度而言，民企“走出去”的形式多样，包括跨国并购、资产重组等，在技术、人才、设备、品牌、管理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如今许多企业已摸索出一套成熟经验，从简单的售卖产品，到合作开发、互利共赢转型。
第一类“走出去”是将国内产品或服务输出到海外市场。例如，客车企业宇通客车借“一带一路”东风，按照沿线国家的需求，坚持“一国一策”策略取得了较好效果。2016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实现40多个国家的客车出口，海外市场出口共计7121台。
第二类“走出去”是直接在海外承包工程、进行劳务合作。这类合作模式一般是企业积极参与海外竞标，承接国外的合作项目，最终实现互利共赢。例如，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神州长城海外业务也不断推进，公司未来几年海外业务占比或将提高至50%。2016年年初以来，公司先后在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刚果等国家中标多个大额订单，包括柬埔寨第一高楼“金边双子大厦世贸中心(柬埔寨)” 建设项目也收入囊中。
第三类“走出去”是在相关国家设立海外子公司，或者设立中外合资企业。例如，民营建筑装饰企业宝鹰股份在印尼、越南、缅甸等20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项目和合作客户，2014年公司还成立了子公司印尼宝鹰建设集团，作为在当地开展业务的平台。依托印尼宝鹰平台，宝鹰与印尼柯世模签订了总金额10亿元人民币的项目，与PULAUINTAN建筑公司合作承建印尼陆军总医院，还承建了印尼国军总部环保节能房项目等。TCL集团也以合资建厂方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公司2016年5月与埃及家电企业ELARABY合作，在埃及建立液晶彩电工厂，该生产基地是中方合资最大的彩电工厂，产品辐射整个非洲以及中东市场。2016年7月，公司与巴西家电龙头企业SEMP合作，共同出资2亿雷亚尔（约6000万美元）投建合资公司SEMP TCL。通过合资的方式，在拓展海外市场的同时，也能优化自身的业务布局，获得更多的经营管理经验。
第四类“走出去”是联合其他企业组团出海，通过产业园等方式承接大项目，大家一起吃肉。由于民企实力相对弱小，单打独斗难成气候，能源民企正泰集团等参与发起“绿丝路基金”，致力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改善和光伏能源发展，另外该公司还联合其他企业发起成立浙江省最大的民营投资公司“浙民投”，积极参与“一带一路”重大项目的投资并购。另一家民企新奥集团也发起成立了中国丝绸之路基金会。这类由民间发起的为“一带一路”服务的基金，为民企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融资平台。另外，商会组织作为协调机构，在政府与企业之间起着重要的沟通作用，也是企业抱团发展、互帮互助的重要支撑。全国各级工商联应该积极引导服务民营企业有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当然，除了企业自身的发力，政府也要尽可能为民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的环境，包括提供融资便利、提供政策和法律服务、协调危机和矛盾、保障企业的安全问题等，让企业在出海过程中没有后顾之忧。在整个一带一路建设中，形成“国企搭台，民企唱戏”的战略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