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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不执著财经（ID:bzzcaijing）
中国是当前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的贫富差别早已越过了国际警戒线。数据显示：在中国，有80%的财富被20%的人占有，而80%的人只享有20%的财富资源。
如果这样的，贫富差距问题得不到解决，那将导致社会动荡与不宁。
近十年来，中国人仇富、仇官心理愈来愈强烈，社会的各种矛盾也日益突出，有些地方的富人、官员与老百姓之前的矛盾不断激化，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笔者经过深入研究发现，中国当前所谓的仇富、仇官，其实人们仇的并不是富，而是不公；仇的并不是官，而是腐败。
所以中国人仇富的真正原因在于，绝大多数富有的“精英们”的财富来路不明，社会责任感欠缺，公众形象和综合素质极其低下。
第一，笔者曾对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富人进行研究发现，在1988年至1998年期间发家的商人当中，有60%的人都是抓住企业改制的机会，通过“暗箱操作”购买国有、集体资产而迅速致富。
看看当年买断国有、集体企业产权的老板们，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源于企业的领导，那些领导如果单靠他们的工资收入，是绝对不可能买得起厂的。
他们之所以能买下国有、集体资产，一方面是他们在企业当领导时，贪占、挪用、受贿，积攒了原始资本。
另一方面，他们与政府官员勾结，把一个值几千万、几个亿资产的企业（包括土地使用权），却用了几十万、几百万就买到手。不说生产，光说转手到卖土地就是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利润。
企业改制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但是由于缺少监管，或者因监管者也想参与发财，结果只能是苦了广大为企业付出大半辈子的工人职工。
有些企业改制后，成千上万的工人没有生活来源。而且大多数下岗职工都是四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工作不好找，且上有老下有小，还要自己缴纳医保和养老金，生活压力自然不堪重负。
所以，通过各种手段贱买国有、集体资产暴富起来的富人群体，不仅不值得尊敬，自然会遭受民众的仇恨。
第二，官商勾结、以权谋私是很多商人和官员一夜暴富的捷径。
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中国商界依托官商勾结一夜暴富的人大有人在，因官商勾结而“落马”的企业家举不胜举。
企业家因官商勾结而失败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具有更为鲜明和独特的中国式特征。
福禧集团的张荣坤，农凯集团的周正毅，国美电器集团的黄光裕堪称当今中国官商勾结而失败的典范。
众所周知，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政府官员及有关部门掌管着资源配置权、项目审批权、行政处罚权等诸多权力，企业要想获得巨大的资源就必须与权力结盟——这几乎是所有落马富豪曾经梦寐以求的成功捷径。
在层层叠叠的制度围城中，寻找突围之路。
因此，大多数企业家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对他们来说，企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有权有势的政治人物的庇护，银行贷款、土地征用、能源供应、获取项目、企业上市等等，无一不与权力息息相关，而如何有效的经营一家企业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却被他们弃若敝履。
企业家热衷于和权力沆瀣一气，对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它不仅没有可能造就一大批全球性企业和品牌，还会窒息健康的商业文化，毒化市场环境。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曾忧心忡忡地说：“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
第三，很多民众对创业板造富运动深恶痛绝，一边是上市公司高管纷纷高价套现，一夜暴富。
另一边是广大中小投资者深套其中。
创业板自2009年开板之后，仅运行1周年，共有135家公司登陆创业板舞台，除了让68%的散户被套其中，也同时创造了513位亿万富翁，千万富翁更是数不胜数。
这几年由于创业板解禁大潮的临近，依靠创业板无风险致富企业高管更是数不胜数。
虽然创业板让部分上市公司高管实现了暴富的梦想，但高市盈率、高发行价、高超募资金发行的股票，这种沾满中小投资者血泪的致富方式，实在令人所诟病。
事实上，各个国家都会面临国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
但令人奇怪的是，美国民众对富人的态度却并没有像国内这样的对立，甚至部分富人还成为全民的偶像。
近期，美国某机构公司了2011年100家上市公司高管的年薪排行榜，苹果CEO蒂姆·库克以3.78亿美元的年薪高居榜首，折合人民币24亿元，这相当于苹果代理生产商富士康一个工人6万年的工资总额。
尽管蒂姆·库克年收入惊人，但没有一个美国民众去抱怨过他。
库克初进苹果公司之时，这家IT企业的运营简直“一团糟”，并饱受内耗损失之苦。库克到任后即凭借自己出色才能提高了苹果的库存周转效率，并主张跳过中间零售商自建“苹果零售站”。
可以说，苹果今日的市值的飙升，与库克本人的能力和才智息息相关，库克靠自己的能力拿到了高薪自然不会受到非议。
这等于在告诉任何一个打工仔，只要你努力，也可以有这样的成绩。
而在中国就完全不同了，中国的各个阶层已经相对固化，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就算劳作一生，也只能混个勉强温饱，要想通过努力到达社会顶层相当困难。
现在谁要不是靠“拼爹”或者“走后门”是很难发迹的。
当底层的中国民众发现自己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进入上层社会时，他们的仇富心态就会激发出来。
清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庆安就曾表示，“在中国的慈善基金中以企业家个人名义捐赠的资金比例不到10%，社会财富阶层投入社会公益的比例和自己占有的财富并不相当。”
这给国内民众造成印像是，中国富人群体一边是为追求高品质生活，挥金如土；另一边是社会责任严重匮乏的丑恶。
而美国富人大多信仰基督教，并乐善好施，懂得回馈社会，所以美国中低阶层对富人并不仇恨，相反每个人都在想自己以后富了，也要以同样方式回报社会。
由美国首富比尔·盖茨和股神沃伦·巴菲特联合发起的“捐赠承诺”行动，这一行动自2010年6月发起，至今已有40位亿万富翁承诺把自己的过半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
其中盖茨夫妇承诺把大多数财富用于夫妇俩创办的慈善基金会，而巴菲特打算只留自己财富的1%。
这一“捐赠承诺”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只是一种道德约束，富豪们可以用任意方式进行捐赠。
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说过“唯有奉献社会才能去除心中的自私，使得人类灵魂的伟大之处得到解放”。
从中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富人之前的境界不在同一档次之上。中国富人明显注重于奢迷生活，而不思提高自身的境界，回报社会。这自然会遭到普通民众的仇富。
更进一步讲，美国既有个税制度不仅起到了削峰填谷、反哺民众的作用，而且较高的遗产税税率也削弱了财富在代际间的传承能力。
良好的税制环境安抚了贫富阶层间的对立情绪，且强化了凭借个人奋斗发家致富的社会理念。
如何化解中国民众的仇富心理呢？
首先，中国富人的致富方式，能够成为激励青年一代效仿的榜样，而不是通过权力的寻租获得不义之财。
再者，政府部门应该督促、引导中国的富人有反哺社会的感恩心态，多做善事，广积善缘，而不是一味的追求物质上的奢迷享受。
最后，中国社会应该打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桥梁，而绝不是阶层之间产生固化，要让每一个人通过自身努力都可能成功。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化解、平释当前的民众的仇富心理。
其实，在小编看来，要想真正活得精彩，与其花时间花心思去“仇富”，还不如静下来想想自己为什么会穷，该怎样富起来。
先说一个段子，放在这里很应景——
一个穷人用社会福利部门领到的100元钱，买了50双拖靴，拿到地摊上，每双卖了3元，一共得到了150元。
另一个人也很穷，每个月也要从社会福利部门领取100元生活补贴，全部用来买大米和油盐。
同样是100元，前一个100元通过经营增值了，成为资本，后一个100元在价值上没有任何改变，只不过是一笔生活费用。
第二个人在于：他的钱很难由生活费用变成资本。
可不可以换个方式呢？第一个月给200元，让他可以用余下的100元去做拖靴生意，一个月下来就有 150元。
下个月再给200元，让就可以用250元来买卖拖鞋，又可以赚125。到第三个月，这个穷人手里已经有了375元，除去100元生活费，还有275元资本金，就不用再给他任何救济了。
一年以后，他就是一个富人胚子。给他时间，他很有可能富甲一方。而另外一个穷人，可能一辈子都会这样穷。
当然，拖靴生意也不是那么好做的，这里面只是用拖鞋举个例子。但从理论上讲，穷人的脱贫还是很有希望的，重要在自己的思维！
然而，实际上，很多穷人不会选择致富的道路前进。你给他100元，他就会去买米；给他200元，他就会去买酒买肉，给他500元，他会去买件金利来，最后剩下10元也要买几注彩票。
很多人穷惯了，有了钱就只想改善生活，哪怕你给他100万元，他也想立刻把钱变成房子，车子，轰轰烈烈地去兜风，好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已经不是穷人了。
人受穷不仅是没有资本，更可悲的是没有把钱变成资本的意识，所以就只能一直穷下去。
关于这个话题，首富马云可以说是一言道尽了真相。
有人问马云：现在你成了首富，有没有觉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了？如果说对你征收80%的税来减少贫富差距，你同意吗？
马云回答说：“关于征税，我自己觉得，我们应该大家第一要不能仇富，不能仇官，一个社会必须倡导阳光下的财富，不是把村里的地主都杀了，农民就能富起来的。要有良好的机制，更何况80%的财富不要征税，它不用征，我自己会捐出去的，这不是我的钱，只是我替大家去花这个钱，而且花也不花在自己身上。”
富人富裕的岂止是钱？钱只是一个结果，他们富裕的是赚钱的整个过程。
穷人穷的又岂止是“钱”？穷人穷的是思维，是挣钱的意识，是将自身资源转化为资本的意识！
首先要明确一点社会财富的增长本质是源自生产，而生产的前提投资，而资金是流向最有效率的的，利润最多的产品。
如果我们此时说征收80%的税，来保证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好，很显然，每个人的收入都增加了。
但导致的结果是，投资减少，从而竞争下降，产品的质量可能就不会保证，但要命的是，成本会升高，致使最后的商品价格升高。很显然，对于消费者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只看到马云的收入是我们的成千上万倍，却没有看到他的花销与投资是我们的十万百万倍，假设他的收入是50亿，就算他闲着没事砸一辆玛莎拉蒂，那一年下来也不会超过一亿。
那剩下的49亿去哪了呢？其实一个公司的统帅的眼光真不是一般人能及的。
公司想要在竞争中活下去，就一定提供消费者更优质的资源和更便宜的价格。
所以这49亿大部分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而继续投资企业，而服务消费者的了。回到刚才所说的流向最有效率的企业和产品。
所以马云说“把地主杀了，农民也不会富起来”是非常有道理的。
农民想要致富，绝对不能只想着“杀富济贫”，还要从思想上从根本上把自己的思维变成富人的思维，如此才能保证一个人富足起来。
再回过头来看这句话“不用它征，我自己会捐的”，如果社会让他在投资机会大好的情况下捐款，那纯粹就是暴殄天物，阻碍社会财富总体增长，捐款也是时机问题（比如先投资，后捐款，利润很多是不是捐款可以更多？），如果既能有利润又能捐是不是更好？在这里我好希望阿里完全可以拿出那么一小部分钱成立一个留学基金，给那些如我们这样一代年轻人，梦存世界舞台、致力在国外学习的年轻人多一点资金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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