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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术界对于共和国史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政治史研究，而家庭研究角度相较而言有所缺乏。虽然共和国史有着统一的时代背景，但是融入历史的每个家庭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应对社会刺激的方式是大有不同的。本文以笔者家人对于共和国史的回忆为基础，以太原造纸厂一个工人家庭视角重新审视共和国峥嵘岁月，从微观家庭角度去发掘宏观历史背后的细节。
【关键词】 太原造纸厂 共和国史 103纸 文化大革命
太原造纸厂，位于太原市尖草坪区上兰镇，北邻中北大学（原太原机械学院），南接上兰村，西有汾河。太原造纸厂前身是阎锡山创办的西北制纸厂，主要生产卷烟纸、公文纸、包装纸、新闻纸等。“
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后，从1938年1月至1945年，日军对山西和太原的部分企业实行‘军管理’和由‘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经营形式，将1934年阎锡山所经营的西北实业公司兴建的西北制纸厂更名为‘军管理山西第二十四厂’，又名兰村纸厂，由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进行经营。”[1]
1945年日军投降以后，由西北实业公司接管。1949年建国后改名为“国营太原造纸厂”，为轻工业部直属工厂。“造纸厂成立初期从国外引进的棉麻制浆等全套设备(一号长网机)，特别是理化试验成套设施在当时国内已数先进。”?[2]
1951年，太原造纸厂进行设备工艺改造后生产出优秀的打字纸。这种打字纸代表中国参加过国际展览，受到外国人的交口称赞，被誉为“满天飞”打字纸，与芬兰纸齐名，畅销世界。特别是1954年制造国家密令太纸制造103号印钞纸的那段历史,那是每一个太纸人的骄傲，也是笔者家庭中令人振奋的光辉回忆。
此外，太原造纸厂还为省市政府、山西报社等单位提供用纸，对建国后太原的教育文化传播起到重要作用。太原造纸厂历经多年辉煌后由于生产效益下降、对环境污染较大等因素于2002年破产沉寂。
笔者以真实史料和家人对于共和国史的口述回忆为基础，主要对1953年国家制定“一五”计划后太原造纸厂密奉国务院指示试制103号印钞纸事件前后以及太原造纸厂文革时期的面貌进行考察，并撰写此文。
2015年11月12日，2015版第五套人民币100元纸币面世。追溯人民币的历史，国家从1948年12月1日开始发行人民币，最初人民币主要是外国进口纸张以及各解放区土法生产，印刷十分简陋。由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成立时，国内战事尚未结束，政府还不能高效协调全国的经济工作[3]，国内钞票分地制造印刷，即使同一面值，厚度色泽也存在差异。纸币粗制滥造使得假币泛滥，人民生产生活以及经济秩序的稳定得不到保障。
此外，外国进口印钞纸张成本昂贵使得国家负担过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自产高标准高质量的印钞纸，1954年初国务院决定：以太原造纸厂为基础，抽调全国几名造纸行业领军人物，全力支持太原造纸厂试制我国自己的钞票用纸。[4]新版人民币钞票纸的试制任务按生产性质由轻工业部牵头负责，[5]属国家高级机密，对外命名为103号纸。[6]
1936年我祖父出生于山西省阳泉盂县的一个小村庄，他在1950年太原造纸厂招工时来到山西太原，在材料科做工。当时秘密接到制造103号印钞纸这一命令，组织安排他在二车间担任洗漂工作。当时的新产品试制分为备料、制浆、造纸、整纸四个分车间。洗漂就是蒸煮纸浆后移入洗漂机中用清水洗净并加以疏解，使得纤维分离的过程。
据祖父回忆，当时的试制是严格保密的，例如四个车间之间是不能互相走动，不得向外泄露工作等等。“人民银行总行对103纸的质量提出具体的指标体系，其最基本的材质要求必须达到：如无尘埃、色正、平滑度适中；耐折、耐裂、抗水；防伪水印必达世界水平等等。”[7]
祖父印象最深刻的是为了达到人民币无尘的标准，他们把各种造纸设备大清洁了一遍，并且每次都穿着雨鞋进入车间，随时清除衣物上的尘埃。1756年，太纸人的一丝不苟和认真严谨终于换来了丰收果实，太原造纸厂生产的103号纸经过人民银行的测试，各项指标检测达标，103号纸试制成功。
103号纸的试制成功，让太原造纸厂在中国货币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该厂的钞票纸生产技术属国内首创，结束了国内钞票印刷完全依赖进口钞票纸的历史”。 [8]轻工业部对太纸人的辛勤劳动予以肯定，并给部分试制人员颁发奖章。
由于太原较为缺水，国家考虑在保定继续制造103纸。“1957年初，太纸厂抽调温怀仁厂长以及部分管理人员、技术干部和技工等携带生产103钞票纸的全部资料，按轻工业部指示筹建保定钞票纸厂。”[9]太纸向保定伸出了援助之手，积极帮助保定生产出了103纸。
1966年上半年，太原造纸厂整体发展顺利。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10]受国家的号召，山西造反派策划了“一·一二”武力夺权事件，成立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目的是为了打击走资派。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第一号通告》称：“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我们于元月十二日夜晚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和抄了一些坏蛋的家，搜出了大批私藏的枪支、弹药和黑材料，彻底捣毁了卫恒等反党分子的巢穴。”山西省上下武力夺权的风波也蔓延到太原造纸厂。
据祖父回忆，当时红卫兵查封了太原造纸厂的档案柜，并没收图章,把厂长和副厂长打成走资派。有一次国家赠给太原造纸厂一颗外国使团馈赠的芒果，让工人参观，有一个工人提前去参观，被红卫兵批斗，理由是“参观资本主义的芒果”，并把他吊在大礼堂中给他头上泼墨水。可见在文革时期凡是带有“资产阶级文化”标签的事物都会遭到红卫兵的针锋相对。
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太原造纸厂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每个工人在车间向毛泽东早请示，晚汇报。虽然《第一号通告》要求：“所有的工人、农民和干部，都要照常上班，牢记毛主席的‘抓革命，抓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11]然而太原造纸厂生产时断时续，生产的纸品也由普通印刷书写纸转变为标语纸和新闻大字报纸等政治宣传用纸。
山西革命造反派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当成肆意妄为和派性斗争的工具，而文革不仅是上层权力的斗争，而且也是中国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太原造纸厂就是最好的缩影。太原造纸厂内部分化出许多派系，例如决死纵队、红卫兵、十九纵队等，派系之间相互谩骂和检举批斗。其中许多家庭中成员派系不同，而为了表达自己对政治和革命的忠诚，与异派亲人划清界限，使得家庭关系几近分崩离析。
据祖父回忆，太原造纸厂曾有一对职工夫妻，丈夫为决死纵队成员，其妻子为红卫兵成员，两人每天在广场上相互辩论，甚至大打出手，回家后只在一起吃饭，互不说话。虽然看起来有些荒诞，但确实是文革时期的真实反映，可见阶级成分已经超越人伦亲情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婚姻亲情已经完全笼罩在阶级斗争的阴云之下。
“在过去那个历史阶段中，群众是分阶级和阶层的，即使是同一阶层中也有社会地位、环境的不同，利益和要求也不会是一致的。成百万、上千万的人参加同一政治运动，尽管他们可能呼喊着同一个口号，念着同样的语录，但他们的动机和要求，他们的表现和行为也必然是千差万别的”。 [12]
每一个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群众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如太原造纸厂的工人集体虽然同样拥护着毛泽东，但其分化出多个利益派系，都是希望通过压倒对方来巩固自身。其中有些人不免是想借文革这阵风处理个人恩怨，而有些则是处于随风倒的状态。
“1966年，太原经济虽然取得了可贵的成就，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经济形势急剧恶化。[13]”据统计，1966年山西省工业总产值为204068万元，1967年下降至160393万元，1968年继续下降至73045万元，直到1969年才有所回升。太原造纸厂被卷入文革浪潮，在1967年和1968年处于半停产状态。
太原造纸厂在内部各个派系间的斗争，以及邻居太原机械学院（今中北大学）学生斗争的盲目热情煽动之下，使得造纸系统处于半瘫痪状态，经济的发展失去控制，直到1969年太原造纸厂才基本恢复运营。而那个时代的官方解释则是：“‘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工人阶级‘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因而‘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 [14]可见当时中国官方忽视了人民的利益诉求和实际生活状况，对于文革的认识是不合乎现实的。
1969年后太原造纸厂受到国家的支持，生产出大量优质纸品。“1972年以进口木浆和漂白草浆为原料，生产出TY牌白书写纸，远销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缅甸、巴基斯坦、苏丹、伊朗等国家和香港地区。”1986成功生产出单双面铜版纸，为山西省填补了空白。之后，生产出铝箔衬纸以及增值税票防伪纸等纸品。
由于资金短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1995年太原造纸厂出现半停产状态，后于2002年破产。
本文以真实史料和家人口述回忆为基础，对太原造纸厂这个较小历史载体在1954年密奉国务院指示试制103号印钞纸事件以及太原造纸厂文革时期的生产与斗争进行重新审视，从微观角度与历史对话，将历史扩展到群体之中。在此基础上，又结合宏观整体的社会视角对微观群体进行再次考察，使社会史与个体发展结合在一起，力图呈现全面生动的历史。
[1] 韩革，山西省太原市“三普”办，2009年1月4日.
[2]《文史研究》1992年第4期.
[3] 张新知等著：《人民币纸币鉴藏大典》，中国经济出版社.
[4]《山西通志.轻工业志》，中华书局.
[5]《中国印钞造币》，2011年7月12日.
[6] 保定钞票纸厂，103扩建工程竣工画册.
[7]《太原造纸厂试制人民币印钞纸过程的回忆》，山西省政府参事室.
[8]《太原市北城区志》，太原市杏花岭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中华书局，2000年12月第1版.
[9] 《太纸第二次新产品试制方案》，山西省档案馆资料.
[10]《人民日报》，1967年1月12日第1版.
[11]《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山西日报》1967年1月24日第2版.
[12]金春明，《“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 张化，苏采青，《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
[13]《太原市志（三）》，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14] 麦克法夸尔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 1992年8月第1版.
作者简介：张琪（1995-04）， 女山西晋城人，山西大学初民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