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8月16日报道，在上海（1135美元）、北京（983美元）和深圳（938美元），中国人的月薪中位数已超过欧盟最新成员克罗地亚的水平。上海的工资中位数还超过了另两个最晚加入欧元区的成员国——立陶宛（956美元）和拉脱维亚（1005美元）。
不过，似乎工资的提升只是一个数字概念，由于房租和房价的疯涨，普通打工者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更有钱了。特别是近年来原材料上涨、环保成本的提升，逼迫很多企业变着法子削减员工福利，很多打工者的日子却越过越穷。
而近年来，随着大批外企撤离中国，无数小散污企业被迫关停，楼市调控导致大片工地停工，很多打工者恐怕连这所谓的“高工资”都没有了。
90年代纵容低工资害惨打工者，
损害出口，也破坏了环境
1990年代，很多进入中国的美、欧、日等外资企业给打工者的工资及福利待遇是相当优厚的。以深圳为例，美资当纳利印刷、惠而浦电器、IBM、艾默生，日资爱普生、南太电子、理光、日立等企业的员工待遇非常之高，普工月工资在2000元以上，还有年终奖、节日补贴、社保等福利。在这些公司打工的员工，基本上一年工资就可在老家盖一栋两层小洋楼。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民营企业和台资企业的大量涌入，中国制造业的生态被破坏。由于同文同种，这些企业深黯中国社会的潜规则，利用政府官员对员工工资福利待遇监管不严的漏洞，大肆压榨员工，并通过低价竞争挤垮了注重人权，坚守法律的欧美日企业。
以包小编1999年短暂效力过的一家台资电子玩具厂为例，工厂位于深圳宝安，90%产品出口美国，高峰时期雇佣员工8000人，每天出口70个货柜，利润极为丰厚。但这是一家典型的血汗工厂，员工日薪8元，加班2.5元/小时，实行一班制，工资押三个月。
由于订单非常多，在5月到10月的生产旺季，车间员工日工作时间长达20小时，月加班时间基本上都在450个小时以上，扣除水电及其它费用，旺季时普工工资可拿1300元。管理人员每天工作至少12小时以上，没有任何加班费，工资600左右。社保、节日补贴、年终奖更是闻所未闻。
管理人员14人一间宿舍，每层楼设一间四隔的冲凉房和一间四蹲的厕所，冲凉房男女混用。由于后勤员工极少，厕所大便经常堆一尺来高。冲凉房的遮挡门毁坏后无人修理，男女员工过着浴不敝体的沐浴生活。
从事丝印加工的分工厂由于大量使用天那水和溶剂型油墨，车间气味极大，但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大量有毒化工污水直接排到水沟，政府监管形同虚设。由于长达五个月时间每天工作20小时，流水线上经常有员工晕倒，但凡有晕倒的员工，立即被扫地出厂。
到了10月份，工厂进入淡季，车间管理人员在台干的授意下大量炒人，8000名员工一个月内炒掉6000人，没有任何补偿。留下来不到2000人仍然要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员工对这家血汗工厂的投诉自然为数不少，但厂方经常能够第一时间从当地劳动站拿到投诉信件，辨认字迹后立马将投诉员工开除，工资也被以各种理由扣除。血汗工厂对打工者的压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而紧邻的日资南太电子厂，员工最多工作10小时，每周休一天，月工资2000元左右，年底有两个月的年终奖，员工宿舍如同三星级酒店，每年有旅游大巴拉全体员工到各处景点游玩。在这家厂员工眼里，墙那边是天堂。一墙隔开了天堂和地狱，真是奇葩景观。
由于越来越多的民企、台资和港资企业以极低的人工成本进行低价竞争，少数待遇优厚的外资企业被迫通过OEM的方式将订单外发给台企或民企。还有一部分采取以华制华的策略，请港台人士管理，或者直接卖给台资或港资企业。一时间，血汗工厂泛滥中国。凭借对打工者的无耻压榨，很多民企、台企和港企赚得金山银山，而打工者却沦为悲惨的包身工。
10年代，“高工资”并未给员工带来实质利好，
却把民企、外资送上了不归路！
进入2006年，习惯积谷防饥的国人已经有了微薄的积蓄，中国的内需市场已初具规模。面对严重污染的环境和日渐枯竭的资源，胡温政府也意识到片面发展出口加工业是不可持续的。考虑到“中国制造”在整个产业链中获利太少，中国政府下决心要向“中国创造”转型。
然而，2008年突然来临的金融危机打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节奏。海外订单锐减导致大量出口型企业停产、倒闭，数百万民工被迫离开沿海，形成民工返乡潮。中国造纸行业的前五强企业股票大跌90%，龙头企业玖龙、晨鸣拉响了破产倒闭的警报。占出口总额三分之一的纺织行业多数濒临破产，情况非常危殆。仓促之中，中央出台了以拉动内需、增加投资为主导的4万亿救市政策。为了增加人民币的购买力，中国政府小幅升值了人民币汇率。此外，中央还开放了地方融资平台，4万亿量化宽松演变成数十万亿大放水。
由于中央政府紧急推出的4万亿货币宽松政策多有阙漏且执行太过草率，这一波救市最终沦为了地方政府、地产商、国有企业的饕餮盛筵。普通百姓不得不为房价飞涨、通货膨胀、国企和地方政府的巨额负债买单。百姓为数不多的积蓄全部拿来买水泥壳子，内需再次虚脱。而人民币外升内贬极大地压制了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加速了出口企业的衰败，外需不断萎缩。
数十万亿覆水难收，狂印钞票导致人民币对内大幅贬值，出于维稳考量，政府只好不断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将通胀转嫁给实体企业。而广场舞大妈阵容的日益庞大也迫使地方政府增加对社保费用的征收。出口利润锐减、用工成本大增，运营成本水涨船高，从2014年开始，各种民企倒闭潮和外资撤离潮开始席卷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然而，纸面上的高工资并未给广大打工者带来实质性的利好，3500的月薪的实际购买力甚至不如十五年前的500元。而越来越沉重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新四座大山却将无数打工者压得喘不过气来。面对去产能和环境整治带来的“失业潮"和沉重的“四座大山”，越来越多的家庭面临崩解的大危机。
纵观数十年来的政策变化，似乎永远摆脱不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宿命。但是除了一声叹息，又能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