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初的“四大杰出企业家”,他亲手带出了中国“首富村”,他一度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新闻人物”,他还是中央领导人的座上宾。然而,他的爽直狷介和不拘小节得罪了不少官员,最后,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刑事案件中,如日中天的他从一下跌落地狱。
他就是带领村民开办轧钢厂、印刷厂致富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原党支部书记、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原董事长禹作敏。
1930年4月3日,禹作敏出生在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里,他兄弟4人,排行第三。1974年,禹作敏担任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重任。
由于禹作敏决策正确,1981年后,大邱庄的工业企业飞速发展。1982年,建起印刷厂和电器厂。1983年,建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并把建分厂的权力下放到各厂。
此后,以冷轧带钢厂、印刷厂、高频制管厂、电器厂为中心,每个工厂都以滚雪球的方式建起若干个分厂。1987年,将4个总厂改为四大公司;1992年,又将四个工业公司改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团公司。1992年,投资10亿元,在村西北方建大邱庄百亿元工业区,每年生产能力达100亿元。是年底,大邱庄共有工业企业200余家,从业人员12342人,固定资产总值15亿元;利润4.7亿元,比1981年增长300倍;工业总产值40亿元,比1981年增长835倍。1979-1982年,禹作敏连年被评为乡、县级优秀党员。
1992年,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里,大邱庄成为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连年稳居第一位的中国“首富村”。禹作敏一度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新闻人物”。
禹作敏每每以中国农民的代表自居,每次与官员和记者对话,他的开场白都是:“我就是一个农民”,这是他的话语起点,也是他最为骄傲的身份。外出开会,哪怕是坐在沙发上,禹作敏也是盘腿而坐,不脱皮鞋,吸烟不弹烟灰,任其跌落在高级地毯上,他把这当做是一种“农民本色”。他试图以这种极其炫目的方式,来证明刚刚从耕地中走出来的农民,仍将是现代商业中国的主力。也正因为这种极端而率真的个性,他很是受到一些人的喜爱。
禹作敏被称为是一个“农民语言大师”,他最著名的顺口溜是,“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其他如“引科学的水,浇农民的田”、“来财必有才,有才财必来”、“科技是真佛,谁拜谁受益”、“左了穷,穷了左,越穷越左,越左越穷”等等,也都流传很广。邓小平南巡后,他要求大邱庄每家每户都要挂六字红横幅:“小平同志您好”。他还为报纸口述一篇长文――《我们明白了,我们放心了,我们有了主心骨》,其文字之乡土本色、言辞之鲜活质朴,实在很让人心动。
1991年,他一口气购进了16辆奔驰车,每当有外地高级官员或海外媒体记者来访,他就会派奔驰车出村迎接,他要让人们在看到大邱庄的第一眼起,就被中国农民的气派给镇住。他自己乘坐的则是当时国内很罕见的奔驰600轿车,在媒体的报道中,这成了“敢与官本位抗衡的象征”。
就因为有了太多这种似是而非的“象征”,最后,禹作敏便也把自己真的当成了一种 “象征”对他的侵犯,就是对中国农民的侵犯。
在1993年的恶性事件发生前,大邱庄的声望如日中天。1月,美国的《纽约日报》专门刊登了一篇报道,说:“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公司。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一百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人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
大邱庄成为中国民间经济迅猛成长的一个标志,所有来这里参观的人们都会惊叹于它的整洁与富有,小小的村庄由一排排红砖灰瓦的平房构成,其间柏油马路交织在一起,路修得极好,路边立着只有大城市里才有的那种华灯,村子中心还有16栋造型别致的别墅,其外形模样跟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很相似。禹作敏就住在别墅群中最显眼的那一栋,他每天盘腿坐在大炕上,等待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的“朝拜”。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为他的如珠妙语倾倒。作为大邱庄奇迹的缔造者,他的声望到达了顶点。
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禹作敏看到了商机,他将所有资金都拿出来投资。结果大邱庄抓住经济复苏的机遇,在钢材上狠狠赚了一大笔钱。这年的3月1日,禹作敏在《经济日报》上撰文“春节寄语”,他写到:“大邱庄最大的贡献,是给中国农民长了脸。”
然而,便也是在声望到达顶峰的时候,这位极有智慧的“人精”突然变得狂狷起来,他自恃为“中国农民的代表”,而且与某些中央领导者交情不浅,便渐渐的忘乎所以。他对一群前来考察的官员说,“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有一次,六位具有政府部长级别的官员到大邱庄开会,禹作敏既不迎接又不陪座,当会议结束,一群大大小小的官员聚集在院子里准备离去的时候,他却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相熟的记者闲谈,对门外的喧哗置若罔闻,当记者提醒他是否要出去表示告别之意,他一甩手说,“不理他们。”
1992年5月,天津市推选出席十四大的党代表,禹作敏意外地名落孙山。6月20日,“中共大邱庄委员会”开始向新闻界散发一份《公开信》,其中列有十条:“······第五条,我们声明观点,从今后凡是选举党代表、人大代表我们均不介入,否则会影响其他人选;第六条,天津市主要部委来人,我们一要热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份证,防止坏人钻空子。他与天津地方政府的关系便也是在这种情绪性的对抗中日渐恶化的。
也许是应验了“出头的椽子先烂”的哲理,1993年,禹作敏从“天堂”坠入“地狱”,他因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这位曾叱咤中国农村改革风云数十载的瘦削老人,于1999年10月2日深夜大剂量吞食安眠药,并于次日凌晨一时许客死天津天和医院。医院周围的马路上排满了自发前来凭吊者的车辆,但孤寂清冷的氛围依旧令人感慨万千。他们提出,要“接书记回家”。嗣后,天津市委、天津市政法委集体研究决定,驳回禹作敏家属提出的关于迎接尸体回大邱庄的请求。10月5日,禹作敏尸体在天津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