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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长河浩瀚多彩，涌现过很多成功的政治家、商人，然而只有一个人的人生最完美、最成功。
他先从政后从商，而且轻松驾驭。
自己家财万贯，拯救百姓于水火，抱得美人归，还能实现国富民强，一统江山。
他前半生从政，辅佐一个濒临灭亡的国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在政治生涯走到顶峰时又适时隐退，改走从商之路，从商19年中三度富甲天下，财富过千金，在国家危难，百姓流离时又散尽家财，救济苍生，后被世人奉为文财神。
这个人就是中国最早的商业学家、经济学家，同时也是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被誉为一代商圣——范蠡。
可惜的是，对于这样一个为官即至卿相，经商速达千金的旷世奇才，历史对其描绘的笔墨却并不多。
虽然范蠡所处的是距今两千多年的时代，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甚至是价值取向和当今社会都不尽相同，但是其身上的很多特质与精辟独到的思想，还是值得我们今天人学习的。
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近范蠡，了解一代商圣的传奇人生与其行于道而高于技的商道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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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为立身图强之本。
范蠡生于公元前536年，楚国宛地三户人，幼时家境贫寒，但范蠡从小就酷爱读书，十几岁就学富五车，更难得的还不是其渊博的学识，而是他独到的思维见解，可迅速洞察事物本质，宠辱不惊，泰然处事的能力。
范蠡青年时，在周围人看来却是思想疯癫的人，因为范蠡常和大众的观点不同，有时语出惊人，使人目瞪口呆，因此，和他接触的人都说他是疯子。
其实他有时是不屑与某人交谈，更多的时候则是其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思考的更深刻与透彻，别人没法理解而已。
无论从商还是从政，这种迅速洞悉事物本质并准确果断地做出决策的能力都非常重要，也是一个成功领导者所必备的素质之一。
范蠡在20岁时遇到文种，两个人一见如故，相约要建立功业，做一番大事。
范蠡与文种都是楚国人，但是，当时楚国已经是列国中的霸主，国君傲慢自大，皇亲贵族结党专权，政治混乱，于是范蠡和文种投奔越国为官。
初到越国，范蠡和文种并未受到越王的重用，不久，势力相对弱小的越国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兵败会稽山。
国乱显忠臣，很多越国大臣在越国战败后另投他处或叛离投吴，而范蠡与文种对越王不离不弃，因此得到勾践的重用，范蠡更自愿随勾践赴吴国为奴。
吴王夫差知道范蠡是个大才，几次劝范蠡离开勾践，封赐显爵，范蠡不为所动。
为奴的三年时间里，范蠡同勾践夫妻一起耕作劳动，粗食、卧薪，并且不忘和勾践的君臣之别，时刻敬主、护主，三年如一，不离不弃，让吴王即赞许又羡慕。
一次吴王在范蠡经过的路上扔了一块黄金，范蠡经过时丝毫没有犹豫就跨过黄金，径直离去，从此吴王才打消了劝范蠡降吴的念头。
其实范蠡忠诚的不仅是勾践，更是在履行对自己人格的承诺。
在现代社会中，像范蠡那样笃信诺言，处顺境不骄，于逆境不疑的为人品格已经弥足珍贵。
甚至按照现在的一些价值观来看范蠡的表现只是一种愚忠，其实不然，范蠡的这种品德不仅换来了伙伴的信任，也换来了对手的崇敬，具有这样人格魅力的人，再有聪颖的智慧，怎么可能不成大事呢？
我们今天的企业中，不乏因为个人德行的缺失而制约了企业发展的领导者。
小胜靠智，大胜靠德。
在今天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中，能深刻感悟此中道理并亲身例行者，想来不会有很多。
而那样去做了的人，虽然暂时可能会被社会的主流思想所嘲笑，甚至吃一些小亏，但是，最终大成的，还是这些以德为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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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相济的思维哲学。
儒家的思想推崇仁、义、礼、智、信，方正的治国大道，是春秋战国及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处事、治国的主流思想，甚至一直沿袭至今。
道家思想则追求道法自然，虚静无为，受这种观念的影响，道家思想者中很少有人从政，因此，在当时基本没有以道家思想领导与管理国家的领袖阶层。
而范蠡有一个开放睿智的头脑与宽广的胸怀，其兼具儒、道两家之长，更广纳百家之思，又不囿于其中，跳出百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这样的思想特点构成了独特的，即有儒家的礼信才德与直勇，又有道家，应天时，融入自然，顺应环境，借助环境，至韧至柔的特性。
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借鉴法家、墨家、阴阳家等诸子的治国统军之法，使范蠡之思、之行，坚时如磐石，韧时似皮革，而柔时又似湍流入溪，无影无形。
在从政时范蠡就体现出一种儒道相济的思想与人格特性，也唯有这样的特性才能带领极衰的越国走出困境。
在当今社会，作为一个处于市场环境复杂，企业生存艰难时期的企业管理者，正应该具备儒、道相济的思维，才能带领企业于逆境中不挫，顺境中不骄，客观机敏地应对宠辱，并发现其背后的机会。
在吴国为奴时，范蠡与勾践卑膝求全，吴王夫差要出门时，勾践趴在地上让夫差踩着自己的背上马，夫差生病时勾践舔舐他的粪便为其诊病，终于感动了吴王，三年后放勾践君臣归国，这些委曲求全的计谋都是范蠡为勾践所出。
春秋时期不乏儒家推崇的，具有“士”精神的政客，但能够适应环境，委曲求全，想出范蠡这样办法的人几乎没有。
由于范蠡的奇谋，勾践也成为了历史中唯一一位能够忍受巨大屈辱与折磨，在逆境中坚韧生存，怀大志，卧薪尝胆，最终灭敌复国的君王。
勾践被吴王释放回国后，此时的越国处于百废待兴，国内饥荒不断，瘟疫肆虐，民不聊生，外部吴国时时监控打压越国，四周又有其他诸侯虎视。
这样的环境下，生存都成问题，如何迅速走出困境，强大起来，雪耻复国呢？
此时范蠡才真正展现出其卓越的领导与管理才能。
范蠡与文种规划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灭吴九术”等兴国灭吴的策略规划。
越国作为战败国，是不允许有国防的，包括不能建城墙、不能组建军队、不能打造武器等。
范蠡想出一些妥协的办法：
建造只有三面的城墙，面对吴国的一侧不建设城墙，并告知吴国，建设城墙是为了防止匪寇与其他诸侯国的侵扰，但面对吴国一侧永不建城墙；
不让组建军队就秘密组建“民兵”，私密进行训练，各户家中藏有武器，遇到战事时这些百姓随时可以参战；
不让打造武器，就把炼造场所搬到深山中，与外界隔绝，以密道往来运输。
勾践回国后，转年就要攻打吴国雪耻，被范蠡拦住，范蠡认为：现在天时、地利、人事，条件都不成熟。
三年后，勾践再次提出伐吴，范蠡再次阻止，范蠡认为现在地利条件有了——周围虎视的国家都已经和越国建立了邦交，水患也已经清除，但是此时天时与人事还没到机会。
7年后，勾践再次提出伐吴，依然被范蠡拦下，范蠡认为，经过7年的休养生息，越国兵强马壮，士气高涨，反观吴国，连年征战，虽然依然强大，但是已显疲态，士兵疲乏，百姓厌战，此时人事已经具备条件，但是现在还缺少天时。
10年后，吴国与晋国争霸，发重兵与晋国会盟，吴国空虚，此时范蠡找到勾践，告诉勾践：天时、地利、人事都已齐备，可以出兵了。
出兵后，越军一举攻破吴国国都姑苏，吴王回兵后向越国讲和，勾践想一鼓作气踏平吴国，但范蠡清醒的看出，此时虽然占领了吴国的都城，但是吴国的精兵良将都被夫差带在身边，因此，并没有伤到元气，硬拼的话即使获胜，也将是两败俱伤。
而经历此次打击，已触发了吴国国力开始盛极而衰的转折，不应急于一时，而是应该顺天时，等待彻底摧毁吴国的机会。
如同孙子在《孙子兵法》“形篇”中所讲：“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已，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范蠡就是在等待这个敌人可以被彻底战胜的机会，于是，双方讲和，越国退兵，待到10年后，吴国外患不断，国内又遭遇罕见天灾，越国乘机发倾国之兵，彻底覆灭了吴国。
从范蠡为人、处世、治国、罚兵，都可以看出，其深谙道法又不拘泥其中，思维开放、灵活，有刚有柔，是典型的儒、道相济型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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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利害，知进退。
吴王夫差在彻底失败后，勾践不忍心杀他，要给他一块封地，让夫差做属臣，夫差则无法接受失败与屈辱，羞愤自尽。
这又验证了那句话：活着才是赢家，当台风过后，小草有资格嘲笑倒在身边的参天大树。
勾践与范蠡的胜利也可以理解为是道家思想的胜利。
吴国被彻底灭亡后，勾践举行庆功宴会，分封功臣，范蠡官至上将军，仅于勾践一人之下，百官之上。
此时范蠡在巨大的成绩面前没有被冲昏头脑，而是冷静的分析了局势：
现在能对越国构成威胁的吴国已经灭亡，其他诸侯国不是离的比较远，就是周围的小国实力很弱，根本对越国构不成威胁。
也就是说，天下已经太平，这个时候本来功高盖主就是很危险的，容易让君王感觉受到威胁，加之多年的相处，范蠡发现了勾践是一个可共患难，不可同富贵的人，自己官居极品，树大必然招风。
范蠡清醒的认清“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在政治生涯达到顶峰的时候急流勇退，向勾践辞官，勾践以平分国家为条件来挽留范蠡，但是他却急流勇退，毅然离开越国，带着恋人西施泛舟江湖。
据《越绝书》记载：“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范蠡在离开越国的时候曾留给文种一封信，信中陈述敌国破，谋臣亡的道理，劝文种也马上离开，可惜文种在高官厚禄面前没有做出明智的选择，范蠡走后不久，功劳仅次于范蠡的文种被勾践无故杀死。
文种是一个典型的儒派，认为食君禄，报君恩，建功业，享封赏，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从更多的角度思考问题，也没有看透事物发展的规律，最终招致杀身大祸。
而范蠡凭借冷静的头脑，敏锐的眼光，从事物发展的规律，人性的特点等多角度，洞察了一切，逃脱了虎口。
如果吕不韦和李斯如范蠡一样，可以看清利害，不被利益冲昏头脑，也许不会落得身首异处。
我们今天的企业领导者不缺乏逆境中奋起的精神，但是往往冲过艰难险阻，却倒在了胜利与荣誉面前。
尤其一个企业发展到了一个相对的规模后，领导者头脑是否冷静，目光是否敏锐就变得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在荣耀与利益面前是否能说服自己，晓厉害，知进退，有所为之后冷静的分析，应该何所不为，“不为”往往是成就企业基业长青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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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仁、义，成就一方巨贾。
范蠡携妻儿与弟子、门客悄悄来到齐国，化名鸱夷子皮，范蠡自此隐姓埋名，开始他另一段同样辉煌的人生旅程。
在齐国范蠡购买了一些靠海边的土地，开垦种田，兼营渔业捕捞、开盐田等。
范蠡与妻儿一起下地耕作，同穿布衣，进粗食。
范蠡一反商家精苛细算，盘剥敛财的做法，对待雇工十分慷慨、亲和。
遇到灾年减产，就减免地租，同时，开粥场赈济灾民。
在年初，和一些农民、商人签订商品收购合约，到年底如果商品价格上涨，范蠡按照市场现价收购，如果价格下跌，就严格履行合约价格，由此，各国商人都愿意和范蠡做生意，工匠与农民也愿意为范蠡作工，虽然表面看来这样做吃些亏，但是却拥有了大量优质稳定的合作伙伴，使总成本降低很多。
一次范蠡资金周转不灵，向一个富户借了10万钱，一年后，这个富户带着各家的借据出门讨债，不慎包裹掉到江中，几十万钱的借据和路费都没了，恰好走到范蠡家，于是投奔范蠡，在没有借据的情况下，范蠡不仅连本带息还了钱，还额外赠送一笔路费给这名富户，由此，范蠡的仁信之名广播天下。
之后范蠡为了扩大生意，三次短缺资金，各富户均主动送钱上门，帮助范蠡渡过了危机，抓住了机会。
短短几年时间，范蠡就成为齐国首富，家资巨万。
据说在齐国闹灾时，灾民听闻其乐善好施，千里之外都来投奔，领取施舍，被后人颂称为“富行其德者”。
消息传到齐国国君的耳中，齐王请范蠡进宫，拜其为相国。
为相期间，范蠡大力发展经济，促进齐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冲抵灾年对齐国物资短缺的困扰，也奠定了齐国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基础。
三年之后，齐国国富民强，百姓奉范蠡为神明，朝野中也是颂德声一片。
就在此时，范蠡再次辞官：“居官致卿相，治家达千金，这对于一介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致。久受尊名，恐怕不祥”。
于是，范蠡挂印封金，尽散家财，分赠给好友与贫苦的百姓，随后带着妻儿飘然离开齐国。
可以说范蠡是功成身退的典范，他清楚凡事物极必反，好事到了极致将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与其等待势的反转，不如适时主动身。
这个道理说来简单，但是在巨大的名利面前有几个人能做到呢？
因为，一旦获得成功，人的自信心也会增加，很少能做到主动后退。
我们现在的企业家也很少有急流勇退者，似乎商道就是一条不许回头的路，而企业的发展有时需要的恰恰是回头与反思。
退是为了更好的进，反思是为了更加明智，就如范蠡的急流勇退，这不是道家的消极思想，而是行止于知的睿智。
凡事盛极必衰，在顶峰的时候主动退下来是为了有机会攀登其他的山峰，而不是重重的摔下来，粉身碎骨，万劫不复。
范蠡举家迁至齐国西北的陶地，再次改姓更名——朱公，又以一介布衣之身，空空双手之本，再次开创家业。
范蠡认为，陶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东邻齐、鲁，南通楚、越，西达秦、郑，北连晋、燕，是天下的中心，非常适合经商，果然，不久此地就在范蠡的推动下，成为春秋末期东周的经济枢纽，贸易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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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自然，顺势而为。
范蠡借助地理位置的优势从事早期的各国贸易，范蠡对经营贸易的理解是：越国盛产蚕桑、齐国广耕锄、秦国多冶炼、赵国善土木，各国有各国的特产与需求，经商就是促成各国间的商品交流，互通有无，在使各国受益的同时，我们自然得利。
同时，范蠡还经营农业、养殖等，并且总结出了很多经营方略，其精髓特点为：顺应自然环境与趋势，预测事物发展规律，而后，借其力，驱其势。
范蠡认为，天时决定农业，天时变化是有规律的，所以谷物收成的好坏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他根据五行更替总结出了丰年与灾年出现的大概规律。
在一个农业社会，粮食价格的波动必然引起其他各类相关商品价格的波动，那时的贸易也以农产品为主，顺应这种变化规律来进行贸易，等于抓住了市场的关键环节，获利自然丰厚。
范蠡总结了按照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自然特点进行灵活差异的经营。
经营策略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他提出：“水则资车，旱则资舟” 意思就是在发生水灾时做车的生意，在旱灾时做船的生意。
因为，当水灾时，大家多用船作为交通工具，这样必然导致船舶的稀缺，价格上涨，而没有用武之地的旱路交通工具车辆，则大量积压，价格便宜，这时乘便宜大量购入车辆，待水灾过去，车辆必然稀缺，价格就会上涨。
在两千多年前，范蠡就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判断价格的涨落，他提出“论其有余与不足，便知贵贱。”
也就是发现市场是供过于求还是供不应求，据此调整下一步的经营策略。
他还发现价格涨落和自然规律是相同的，即商品的波动规律与幅度极限。
一种商品价格上涨到极点后就会下落，价格下跌到极点后就会上涨，出现其所谓的“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规律。
这和现代经济学原理的论点完全一致。
范蠡根据这一理论提出一套购买与销售的原则与方法：在物价便宜时，要大量收进，他说“贱取如珠玉”，即像重视珠玉那样对待降价的物品，尽量卖进，在像收藏珠宝一样精心的把货物存贮起来。
等到该商品价格上涨之后，范蠡认为，应该 “贵出如粪土”，像抛弃粪土那样毫不吝惜地将货物全部卖掉，不要期待价格会不断上涨，因为，价格的涨跌是要往复的。
这些理论在今天看来并不深奥精妙，不过是一些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但是却非常有效，我们往往在华丽的技术与纷繁的诱惑中迷失了这些最基本的认知——追涨杀跌，在简单的自然规律面前左冲右突，而清醒的人则抓住规律，轻松赚钱。
范蠡能在那个文明尚且不发达，更谈不上经济发达的农业社会时期就综合天时变化、农业生产、社会需求等因素综合考量，不能不让我们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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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己任，道义于肩。
有一句话叫做“无商不奸”，虽然说法有些片面，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由古至今，商人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此采用各种手段：投机取巧、哄抬物价、小秤入大秤出等技巧，甚至是违背道德的手段。
而范蠡不仅做到了“君子生财，取之有道”，更有一股侠商的气概。
范蠡认为：商人能够牟利的根本是百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消费者，对待百姓要存感激之心，予以其回报，这样百姓才更愿意与你打交道。
这和彼得 德鲁克的观点：企业必须为社会创造价值，社会才会回报给企业以利润的观点不谋而合。
道家创始人老子也有同样的观点：“天地不为自生，故能长生”。
范蠡虽然是一个生意人，但从不急功近利，对于经营的利润只求成本的10%，不再多取，遇到灾年等特殊情况，这个利润比例还会降低，甚至赔钱救济灾民。
在那个历史时期，商品10%的利润率是非常低的。
因为，那时运输极其不方便，战乱、匪寇导致经营风险很大，做生意的人很少，属于绝对的买方市场，而且，从当时的经济发达情况分析，那时还没出现利润率精确的计算方法，因此，范蠡赚取10%的利润应该是毛利率，而非净利润。
这样低的利润率却能使范蠡迅速成为巨贾，主要是其交易数额巨大，其次，资金从不闲置，迅速周转，范蠡经营的商品从未积压过，因为其为人信誉好，为商磊落，更关键的是其商品价格比别人的要低很多。
能做到价格低于同行，不仅是降低利润率，更有赖于范蠡的经营理念：“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思路，在某种商品过剩，价格很便宜时大量购入，同时，抛售那些稀缺，受人追捧的商品。
范蠡一生为避名利而三次迁徒，但名利反倒一直跟随他，这其中的辩证哲学值得我们今天的企业家深思。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盛赞范蠡：“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
范蠡一生中两次官至极品，三次富过千金，每次富达千金又都施济天下，但不久后又迅速再至千金。
从政时，范蠡奉行了一个臣子的忠义，为商时，又尽了一个商人的良心。
范蠡真可谓是一个宏略于胸，又悲悯天下的智者。
到了古稀之年，家资富可敌国，儿孙满堂，88岁时无病而终，后人尊名陶朱公。
